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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想跟汉语非虚构写作说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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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汉语写作,最大的问题在于,你的面前总有一群目标读者在晃动,他们决定了你写什么,以及怎么写。

前几天整理邮箱,把在诺丁汉留学期间的邮件进行了分类存档。既然美国人何伟在涪陵支教两年,就能写一本《江城》,那我这9个多月的日子,也可以写一篇万把字的特写了。但是想来想去,只开了个头。

大巴前沾满了人。父亲送儿子,妻子送丈夫,丈夫送妻子。我没有亲友来送,只是跟单位人事部的同事握手言别。大巴开动,窗外一片告别的手,车上有人擦眼抹泪。 2006年9月24日13:30,当我们从浦东机场起飞前往伦敦希斯罗机场的时候,回程票早已买好,9个月零16天之后,我们将重新回到这片古老的土地。当一个故事开头和结局都被安排妥当,唯一的悬念就是故事的进程。

写不下去了,不是没有故事,不是没有写作冲动,而是心里有了读者影子。尽管我决定只写自己,但难免还是要涉及到别人,怎么写亲密伙伴小东包,怎么写朝夕相处的小组同学,怎么写惊鸿一瞥的姑娘们,怎么写内心的挣扎与困惑?我怎么好意思用中文说:留学生活的前几个月,最担忧的一件事其实是饿。我其实最憎恨集体生活,渴望自己独来独往。我精神压力很大的时候,不得不做出一个决定……这些都不足于熟人道也。

思来想去,越发觉得,除非虚构,这中文简直没法写了。

刚做自由撰稿人的那会,我异想天开,准备向国际同行接轨。在西方,自由撰稿人实际上是为多家媒体服务的高级记者,帮媒体采访他们采访不到的人,撰写他们自己的雇员写不了的稿子。所以,西方的专栏也好,特写也好,很少有人写“我有一个朋友如何如何”,他们写的人物都有真名实姓,并且绝不会为尊者讳,为熟人隐瞒。

我看美国记者张彤禾(Leslie Chang)写的非虚构作品《工厂小妹》,里面毫不避讳地披露,敏的男朋友是工厂的保安,经常监守自盗,从厂里拿Couch的包给她用。这相当于一项直接的指控,换成中国作者,绝对不会提这件事。因为这不但辜负了当事人的信任,而且把她及其男友置于危险之中。西方记者追求真,为此不惜得罪人。

但是,当我把这套方法搬到自己的写作生涯中,不但得罪了受访人,还使我几乎失去了交往多年的一位好朋友。其实,我不过就是把被采访对象的原话写了出来而已。

对于陌生人的生活不能照实写,对于亲朋好友和熟人就更不能了。

有一次,我对一位北京的老朋友说,我希望我比你们多活一年,这样,我就可以毫无顾忌地写出我们经历的故事。当然这只是玩笑而已,即便是当事人不在,其家人,其学生也会在乎你所说的话。

我终于明白了,要想真正实话实说,最好是换一批目标读者,换一种思维方式,最好,换一种语言。

我想起了英若诚老先生,在弥留之际,在病榻上,对美国女学者康开丽用英文娓娓叙述自己的一生,逝世后出版了自传《水流云在》。现在,我特别理解英老爷子的心理,换一种语言,等于换一批听众,语感、视角、叙述方式也会因之而不同,就像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为了重燃写作的篝火,需要去找另一片空间,用另一种语言,署谁也不知道的名字,把那些恶梦说出来。如果,我不告诉你我的那些隐秘的恶梦,我告诉谁去呢?

虽不敢说自己写的中文有多好,至少用了30多年,词语还算通顺,表达还算清楚。但是换成英语,几乎等于从零开始,这好比复归于婴儿。要面对无数的挫折,面词不达意的痛苦,更要面对无数批评与不屑。

但是我意已决,跟谎言和掩饰说再见的前提是跟汉语说再见。五年不见成果,就写六年,十年不出作品,就写十一年。

这期间,还要靠写汉语吃饭,但汉语所写只是冰山上面的部分,英语所呈现的才是整座冰山。

未来在某个陌生的地方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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