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乐章：最后的励志书和最后的毁志书

原载《广州日报》

在《纽约时报》畅销榜上，有一位卡内基-梅陇学院计算机教授兰迪-鲍许Randy Pausch写的畅销书《最后一次演讲》（The Last Lecture），这是作者用生命的最后时光写下励志书。

2006年，兰迪-鲍许被诊断出胰腺癌，这是一种典型的绝症，确诊后能存活5年的患者不足4%，所以说，他等于被判了死刑。知道自己活不长了，兰迪决定给世界留下点什么。兰迪开始平静地料理身后之事，他有恩爱的妻子和三个孩子，分别只有五岁、两岁和一岁。兰迪知道，将来这些孩子未必记得他们的爸爸。而他们一旦懂事之后，肯定会问：谁是我们的爸爸？兰迪决定留下演讲的录影，来回到孩子们这个问题。

兰迪在书中解释为什么不为夫人庆生，也要飞到大学里做演讲，”受伤的狮子要证明自己还可以怒吼”。”如同退役的篮球队员最后一次把球投进篮筐”。”爱我的人们啊，这可能是你们最后一次见到我的肉身了。”

兰迪的演讲非常成功，他成了网络上年轻人的偶像，在Youtube等视频网站上，世界各地的网民，聆听了他的演说：”手里有什么牌，不由我们决定，但我们可以选择怎么出牌。”“砖墙的存在只有一个原因：它证明我们对目标的渴望有多么热切。”2007年9月18日，他做了最后一次演讲，后来他写下了这本书，2008年7月，他病情恶化，与世长辞。

兰迪的书很让人想起另外一本面对死亡的人写的书《潜水钟与蝴蝶》–前ELLE主编用眨眼皮的方式写下的回忆录。这两本书都令人心惊，因为它们揭露一个没有人愿意听的残酷事实：即使幸福也无法挽救人于死地。

然而，《最后一次演讲》所获得的也并非全是好评。在亚马逊网站上，有不少人给了这本书打了1星，有读者抱怨，这本书的道理太浅了，”写了些幼稚园所教的道理，但包装得像获了普利策奖一样。” 还有人更不厚道地说，他的书是将死之人对自己的赞美。

亚马逊网站上这些读者的指责有失厚道，但也引出一个话题：作者重要还是作品重要？

《最后的演讲》让我想起了另外一本遗著，罗伯托-波拉诺的《2666》。这是一本长篇小说，作者到死都没有写完。跟兰迪教授有一点类似，波拉诺也是在检查出致命疾病之后，决定写书的。罗伯托*波拉诺原籍智利，到西班牙做苦工，写诗，1992年被检查出严重肝病后，他认为自己时日无多，决定写小说，以便能够给子女留下一点遗产。1998年，波拉诺出版了长篇《荒野侦探》，使他跻身一流小说家的行列。2003年，他去世之前，他差一点完成了《2666》。

波拉诺的两部小说，让评论家们确信，又一个马尔克斯诞生了。只是波拉诺注定与诺贝尔文学奖无缘，第一是因为诺奖不会颁给死人，第二也许是因为即便他还活着，他也不反对自己的祖国。

《2666》这本长篇，有900页厚，全中国大概只有一位叫”比目鱼”的著名博客读过。根据他的评介，这是一本恢弘瑰丽的大书。乍看上去有些丑陋，这恰恰是一流作家的特征，二流作家只写人们熟悉的美的东西。

毫无疑问，兰迪教授本身的遭际，能够激起人们的恐惧与怜悯，这也正是亚里士多德对悲剧的定义。然而，波拉诺的书却在提醒我们：作者是作者，书是书，两者不应该合二为一。

回顾人类的群星灿烂史，我们发现，不写自己的书似乎更有价值。荷马是个盲人，但《荷马史诗》却没有一句提到他自己；司马迁受了宫刑，然而在《史记》里，我们哪里能读到半句他对自己悲苦的描述。个人的命运和书的内容应该有一条分界线存在，至少不应该无缝粘合。

濒临死亡，造就了他们的表达。同样是最后的天鹅之歌，兰迪用教育家的方式，为我们留下了一部励志书，他毫不掩饰对于人世的眷恋。波拉诺用了小说家的手法，他把自己的苦难浑然忘却，在书中创造了一个集美丽与丑陋于一身的世界。

在《2666》中，波拉诺笔下的人物向一位卧在病榻上即将死去的哲学家请教人生的意义，哲学家回答：”要快乐。要活在当下。要善良。或者干脆问问你自己：你是谁？你在这里做什么？离开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