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未必美，美的必然真--《美丽人生》电影剧本学习笔记

我养成了一个好习惯，我这人很少有好习惯，但这个的确好。每看一部电影，就想办法找来它的剧本读一遍。这好比建筑师参观完大教堂再查看设计图纸，指挥听完音乐会又阅读总谱一样，有助于抛开表象，理解本质。

今年元旦之夜，我又看了一遍《美丽人生》，深更半夜，一个人哭得不行。虽然这部电影十几年以前看过，但彼时孤家寡人与现在拖家带口，看这部电影的感触完全不同。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断续读完了剧本（剧本是在新浪爱问下载的，搜《生活是美好的》），并且读了《卫报》、《斯隆杂志》对导演和编剧的访谈，获益匪浅。

《美丽人生》（La vita è bella 又译成《生活是美好的》）是1952年出生的意大利喜剧演员罗伯托·贝尼尼的代表作，曾获1997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和最佳外语片奖，同时也创造了票房佳绩，全球票房近2.3亿美元，成为意大利电影史上第一卖座电影以及美国市场上第二最卖座的外语片（第一的宝座当然是《卧虎藏龙》）。

这部电影的诞生要从导演、编剧和主演贝尼尼的经历说起。贝尼尼的父亲是一个意大利士兵，二战时曾被关进德军集中营两年。他回到家之后，不但没有诉苦，反而戏谑风趣地讲述集中营里的生活。贝尼尼小时候经历过水火之灾，他读过神父学校，在马戏团当过学徒，学会了小丑的艺术。贝尼尼发现，小丑尽管滑稽，但你不能盯着他的脸看，因为经过厚厚化妆之后，小丑的脸部非但不可爱，相反有些恐怖。后来他明白了，为什么卓别林的电影里充满肢体语言，宁愿展示自己的屁股，也不给脸部来个特写，因为小丑的脸是恐怖的。身体即喜剧，身体喜剧看上去比语言低一级，但实际上是最高形式的艺术。

有一天，贝尼尼被一个想法击中：“一个在集中营里幸福的囚犯”，这个想法太荒唐，他想奋力驱赶掉，但怎么也挥之不去。

谁都知道，大屠杀（Holocaust）已经成为一个历史专有名词，关于大屠杀的记叙汗牛充栋，也成为重要的电影题材。但是没有人敢用喜剧的手法去讲述大屠杀的故事，这不仅看上去离经叛道，甚至面临商业失败、名声受损、一蹶不振等一系列危险。

可是贝尼尼被这个想法迷住了，他越是思考这个题材，父亲的经历和形象越是清晰地浮现眼前。他忽然明白，父亲之所以用幽默的方式讲述集中营的故事，只是为了避免吓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他讲的不是一件真事，而是一个寓言。一个父亲为了保护儿子，把悲惨的现实说成是一个游戏，只为了儿子能够活下去。

贝尼尼一再强调，《美丽人生》不是一个关于大屠杀的喜剧，而是一个喜剧演员创作的关于大屠杀的电影。他说，“我只想拍一部美丽的电影，特别是，要用诗意的方式讲出来。”

《美丽人生》上映之后，引起了右翼分子的不满，也引发了左翼人士的抗议。有人批评电影不应该用喜剧的手法来描述大屠杀。给这部电影打了4星半的影评人罗杰·伊伯特（Roger Ebert）为他辩护说：“贝尼尼不是利用大屠杀来制造喜剧，他只是让剧中主人公奎多（Guido）使用自己唯一能掌控的东西–喜剧天赋，来保护自己的儿子。他如果有支枪，会射向法西斯分子。他如果有千军万马，会捣毁这座人间地狱。他只是一个小丑，喜剧是他唯一的武器。”

在贝尼尼看来，喜剧是抵抗悲惨世界的武器。他读过拿破仑的日记，发现拿破仑说，每当将军们要向他报告战场上失利的坏消息之前，他总是对他们说：“请坐下，慢慢说。”将军们浑身戎装披挂，并且佩着剑，坐下的样子非常臃肿和滑稽。这样拿破仑可以得到片刻放松，接下来可以听那些悲惨消息了。这就是肢体喜剧的力量。

贝尼尼说：“我真的认为，有时只有喜剧演员才能达到悲剧的巅峰。如同但丁《神曲·地狱篇》里说的，世间有一桩最悲伤的事，那就是深处悲惨境地而想到幸福时光。”这就是为什么《美丽人生》的第二部分更具有悲剧性，因为我们想到了第一部分充满欢笑和喜悦的光景。

《美丽人生》的电影结构非常奇特，它几乎违反所有好莱坞“定律”，放弃主流电影视之为金科玉律的三幕剧，代之以两幕剧。前一小时是喜剧，后一小时是悲剧。在第二部分中，贝尼尼用了最“低档”的喜剧手法–闹剧体，比如：假装成翻译，化妆成女人。尤其是在舞台上男扮女装，是小丑最常用的手法，也被视为最低俗的笑料，但是用在电影中，却不但没人笑，而且有骇人的效果，这正是悲剧的巅峰时刻。奎多冒充翻译那一段，本应是可笑的，但是没有人能够笑得出，因为贝尼尼在这里表现的不是滑稽，他是用滑稽在救儿子的性命。你笑了，说明你的心已经爆炸成碎片。这里面没有感伤主义，因为根本用不着。正如诗人所说：“遗忘是记忆最深的部分”。没有人能忘记喜剧背后真正发生了什么。

贝尼尼在访谈中多次表示，他最憎恨多愁善感，他一切的艰巨的努力都是为了驱逐作品中的感伤主义。因此，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是克制，而不是煽情。电影中只出现了一个恐怖的镜头：若隐若现的尸体堆成的小山。其余，都要靠想象去填充，想象的恐怖才是最大的恐怖。

《美丽人生》惹争议最大的是史实的准确度。贝尼尼坦言，这部电影是一个寓言，他不是历史学家，也不是纪录片编导，他只是一个艺术家。剧本完成后，贝尼尼曾将其给米兰的犹太人士看，他们说，这里面的故事根本不可能发生！在1930年代，一个犹太人绝不可能娶一个外邦人为妻，墨索里尼也绝不会允许一出法国歌剧（剧中最动人的片段是演出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的歌剧《霍夫曼的故事》中的《威尼斯船歌》“美的夜、爱的夜”），集中营中也不可能藏下一个孩子，没有囚徒能够跑到播音室通过喇叭向妻子问好而不被查出……凡此种种所谓“硬伤”，贝尼尼都不在乎，他说，他是故意这样编的。他根本不在乎历史的真实，而是在乎艺术的真实。

他喜欢引用英国诗人济慈的话：不是因为真才美，而是因为美才真。（ it is not beautiful what is true, it is true what is beautiful. ）这就是区别之所在，如果艺术家把一样东西弄得特别美，它就是真的。故事不是因为是真实的，就自动变成美的，也可能是非常吓人的。追求真的艺术家应该首先追求美。

《美丽人生》是一部简单的电影，讲了一个简单的关于爱的故事。一个父亲不能告诉儿子事实，只能跟他说所经历的只是个游戏，只有用这个方法，才能让儿子在肉体和精神上活下去。主题思想的质朴保证了影片的纯真。没有人觉得矫情，虚假，因为它用最单纯的方式讲述最单纯的故事。它让人想起福音书中的话“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马太福音》5:8）

贝尼尼说，《美丽人生》的剧本，他和共同编剧一起改了上百遍，就是让它更纯粹更简单，里面对白并不多，有些时候更像是默剧，但是孩子是孩子的语言，军官是军官的语言，奎多的难友、懂德语的巴图，在里面只有一句台词“20里拉”，但是让人印象深刻。贝尼尼说：我们要让它更简单，因为我们需要展示真理、真相。

贝尼尼喜欢引用卡夫卡的一桩轶事。有一次，卡夫卡应邀到朋友家过夜，不小心走进了朋友父亲的房间，老爷子被惊醒，卡夫卡说：“哦，对不起，我不是故意打扰你，请把我当成一个梦。”对于电影，贝尼尼也是同样的态度， “我不是故意打扰任何人，请把我当成一个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