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自由选择的颂歌--评话剧《死无葬身之地》

　　国庆节的火树银花刚刚熄灭，在中央实验话剧院的一间被布置成“铁屋”的小剧场里，人们被带回到1945年的法国。几名游击队员被逮捕，经历了严刑拷打，经历了灵魂的炼狱，最终英勇就义。生与死、崇高与卑劣、勇敢与懦弱、温暖与恐惧、人性与兽性，这一系列重大的课题，在短短两个小时里，被表现得淋漓尽致、惊天地、泣鬼神。

　　这个剧的作者是著名的法国哲学家、作家–被誉为“二十世纪人类良心”的让·保罗·萨特。

　　对于萨特，我国的知识分子并不陌生。他是“十年动乱”以后被介绍到中国来的第一批西方思想家。那时候，存在主义的光芒曾经照射了从红色迷茫中走出来的一代人。只是近年来各种主义在中国日渐式微，现在一代年轻人已经很少知道萨特了。

　　萨特是个天才的戏剧家，他的剧作采取了最传统的形式，但是包含了极其现代的内核，他提出了“情境剧”的概念，就是说他的戏剧把人物、场景和故事紧紧地压成了一个整体。观众们在看《死无葬身之地》时，常常有一种瞬间窒息的感觉。这就是“情境剧”的力量。

　　《死无葬身之地》虽然歌颂了游击队员的英勇、控诉了法西斯的罪行，但并不是一般的反战戏剧。象萨特的其他文学作品一样，作者利用该剧诠释了存在主义的哲学思想。

　　萨特认为，人是自由的，这自由体现在人可以自由选择。在人没有作出选择之前，一切都是不确定的。因此，没有什么是先验的存在、先天的人性。只有选择，只有行动才能塑造人。用作者的话来说：“你是自由的，所以你选择吧–这就是说，去发明吧。没有任何普遍的道德法则能指点你应当怎样做：世界上没有任何的天降标志。”（《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但是，人必须对自己的自由选择负责。

　　《死》剧中，每个人都面临着选择。当命悬一发之间，当死亡已无法逃避（游击队员们第二天凌晨都会被处死），人还是可以选择的。那就是选择招供还是不招供，是选择耻辱的死还是悲壮的死。 “一分钟就足以毁掉人的一生，这太不公正了！”“有许多人死在床上，他们一辈子也不知道自己是懦夫。”索比埃的这番话，道出了选择的严酷和无法逃避。

　　索比埃是萨特笔下最成功的人物之一，他参加了抵抗运动但是不幸被捕。他承认自己是个懦夫，“我如果知道若望在哪儿，我就告诉他们了。”“我终于看清楚自己了！”在经受了第一遍法西斯民团分子的毒打后他道出了心中实情。当民团分子第二次提审他的时候，所有观众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他怎么可能经受酷刑而不招供？”所有的人都这样想。谁都没想到，索比埃乘民团分子不备从窗口跳了下去，他战胜了怯懦，他用自己的选择和行动证明了：世界上没有天生的懦夫！

　　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一文里，解释了这一现象。他说–

　　当存在主义者在为一个懦夫画像时，他写的这人对自己的懦弱行为是负责的。他并不是因为有一个懦弱的心，或者懦弱的肺，或者懦弱的大脑，而变得懦弱的；他并不是通过自己的生理机能而变成这样的；他所以如此，是因为他通过自己的行为成为一个懦夫的。……一个人成为一个懦夫是根据他做的事情决定的。……懦夫把自己变成懦夫，英雄把自己变成英雄；而且这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即懦夫可以振作起来，不再成为懦夫，而英雄也可以不再是英雄。要紧的是整个承担责任。

　　萨特特别强调行动和行动产生的责任。在同一篇文章里，他又说–

　　在存在主义看来，离开爱的行动是没有爱的；离开爱的那些表现，是没有爱的潜力的；天才，除掉艺术作品中所表现的之外，是没有的。普鲁斯特的天才就表现在他的全部作品中；拉辛的天才就表现在他的一系列悲剧中，此外什么都没有。

　　自由选择，用行动去塑造（或者说“发明”）自己，同时承担这一行动带来的全部结果，我认为这才是《死无葬身之地》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文/王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