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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写的鲁迅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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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广州日报》)

15年前,我不知道天高地厚,参观鲁迅故居时,对同学说,五十年后,我们宿舍也要修成这样一个纪念馆。少年的狂傲,像喷泉一样四射。15年后,我不敢再说这话。我写不出一套鲁迅全集,也写不出一本鲁迅传。

我和鲁迅很有机缘。2001年,先锋戏剧导演张广天创作的“民谣清唱史诗剧”《鲁迅先生》在北京儿艺上演。我是剧组工作人员。每到曲终人散,大家就到东华门一带的小餐馆里宵夜聊天。听到别人眉飞色舞说鲁迅、许广平与朱安,我总是惭愧自己对鲁迅了解得太少太浅。

来到杭州,我听到了很多关于鲁迅的逸闻。杭州文化人久久不能释怀的是,鲁迅为什么不喜欢这个人间天堂。有一位浙大教授告诉我,据他考证,杭州给鲁迅的童年留下了阴影。当时鲁迅的祖父因为科场舞弊案,在杭州蹲大牢。按照当时的规矩,儿孙探视坐监的长辈,可以在牢里住一晚。估计鲁迅在监狱里度过了一个难熬的夜晚,从此对这个城市再也没有好印象。以至于后来郁达夫准备到杭州发展,鲁迅还写诗阻劝。

当然,以上逸闻不见于朱正新改写的鲁迅传–《一个人的呐喊》。朱正自1956年写过一本《鲁迅传略》之后,50年里不断订正增删,直到写出这新传。这本书使用了20年来新发现的鲁迅史料,并且有一些独特的创见。比如,他与周作人兄弟失和,朱正认为,是周作人错听了日本妇人的谗言。再比如,鲁迅与“左脸”以及冯雪峰的关系,并没有前人想得那么简单。

我还是比较关心鲁迅的感情生活。朱正研究发现,在鲁迅日记中,只有一次提到过原配夫人朱安。那是1914年11月26日,鲁迅写道:“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鲁迅后来对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后来许广平跟鲁迅通信中,提到朱安,说“实不啻旧社会留给你的遗产”。 但是朱正考证,这个“遗产”并不是母亲强加给鲁迅的,朱正说:“母亲给他定亲的事,是同志了在外求学的他本人的,鲁迅也没有做过不同的表示。”

后来鲁迅认识了许广平,一位进步女文青。两人你鱼我雁,通信频繁。称呼也在不断地变,从最初的“先生”、“兄”到后来的“嫩弟弟”,“小白象”。这些书信经过鲁迅编辑后出版,就是著名的《两地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了一本研究《两地书》的专著–《近代中国的情书与隐私》,作者是麦克道格尔。书中对书信原文和发表版做过详细对比,对潜文本做了深入的分析。

受条件所限,朱正老先生不可能做同样的阐释和发挥。这本鲁迅新传,在很大程度上像一本史料汇编,作者大量引用证人证言,有时引文达两三页之多。这不是作者偷懒,而是信史的写作手法,微妙之处需要读者自己加以推理和判断。

鲁迅说过:“凡事须得研究,才会明白。”如果你想了解一个全面的鲁迅,可以去看看这本新版鲁迅传。伟人的轶事可以在酒酣耳热之际,讲给文学女青年听。至于“颇谬”的“妇”,就免了,大概只能在给孩子捉刀写作业的时候,争论藤野先生全名叫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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