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富士康

买了《第一财经周刊》第239期，只因被它附赠的一本单行本小册子所吸引，小册子的标题是《在富士康》。

2012年11月4日，《第一财经周刊》人物主笔李申，化妆成工人到淮安富士康应聘，在生产线上工作了15天，写下了这篇报道。我读了两遍，眼眶湿润了两次。

富士康一直是一家被推到风口浪尖上的企业，不仅仅是因为2010年开始的连续11起员工跳楼事件，而且因为它是苹果公司攫取高额利润的重要一环，在全球都受到关注。

福特曾说：“没有人能管理100万人。”那是因为他活得不够长，不知道郭台铭和他的富士康王国。郭台铭发现，当工厂的人数为40万的时候，规模效益最大，但是随之而来的问题也不少。所以，他开始在内地开办规模为20万人的工厂。淮安富士康就是其中之一，它主要生产iPhone5用的Lightning数据线。这条线在苹果官方商店每条的零售价是149元。

李申的特写，为我们展现一幅大工业化时代的图景，它不壮丽，也不凄惨，但像机器王国一样整齐划一、枯燥单调。

文章开篇是一幅富士康体育活动大厅的流程图，看上去跟生产线上的流程图没什么两样，只不过“作业内容”是领取器材、锻炼身体、归还器材。这叫“目视管理”，就是让一切一目了然，不用解释。

生产线上也是这样，富士康把生产一条数据线分解为近百个工站，12个检查点。每个工站要完成的动作不超过3个，一个工人，不管有没有技能和经验，经过简单培训就可以上线生产。李申所做的工作是“DB端焊点检查”，每天检查4500根数据线，按10小时工作制计算，平均8秒一个。

富士康工人来自于地方的招募与输送。每个地方政府在吸引富士康建厂的时候，除了给予了土地、税收方面的优惠之外，都承诺帮助招募劳动力。政府把任务层层分解，最后交给中介来完成。中介搬着小板凳在闹市区，招徕工人。

平时而论，富士康的待遇在中国的工厂中算是不错的。员工基本月工资2000元，要想多赚钱，那就多加班。非节假日晚上加班费是平常工资的1.5倍，节假日加班是平常工资的2倍。到了旺季，一个工人一个月的收入可以达到4000元。工厂配备有心理辅导员，还开通了78585爱心热线，平均每6500个工人背后就有一个话务员。厂区里有体育馆、游泳池、图书馆，当然还有网吧，每个员工每月10小时免费上网时间，超出部分要收费，但也比外面的网吧便宜。

但几乎没有人在这里上班超过3个月。

农民工的季节流动性是原因之一。中国有2.5亿农民工大军，他们随着季节在不同行业和地区迁徙。冬天是建筑业的淡季，却是电子业的旺季，因为苹果等数码产品在圣诞节前后销量会大增，拥挤的厂房也成了避寒的地方。因此，很多男工会到富士康来工作几个月。

工作的乏味枯燥是工人坚持不下去的第二个原因。李申写到：

“在流水线上，没有复杂的工作，不需要动脑子。单看每一项具体工作，也不很费力。但是，当每项工作重复4500次之后，就会变得很辛苦，身体上一直重复用力的部位，会很疼痛。”

“当你看着流水线不断流动，似乎永无休止，做完一件，就有三两件在等着你。而时间过得很慢，似乎下班永远不会来临，就会立即产生疲劳、厌倦。有人在生产线上大哭，说他月底、周末、明天、今晚就要离职。男工人和女工人通过讲一些黄色笑话来打发流水线的枯燥和无聊，虽然也不是很好笑，但是谈论性确实是舒缓压力的方法。偶尔也有人在车间里吵架和打架，声音都很大，但是别的工人完全没有时间去看，所以很快就会平息。”

作者在文中不慌不忙穿插了泰勒制和福特制的历史叙述，福特曾经通过采取流水线作业，使得工人的日工资增加到5美元，劳动4个月就可以买一部自己装配的T型车，从而跨入中产阶级的阶层。而富士康的工人们的绝望之处在于，他们永远不可能像100年前的工人那样步入中产阶级。

谁能在中国过上好日子？如果像郭台铭这样采取大规模生产和精益求精地追求质量，都不能让工人致富，那么中国的财富都跑到哪里去了？文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但看最近网上爆出的房叔、房姐、房祖宗，就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不难寻找。

李申通过亲身体验，得出结论：

“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它不限制人身自由，不强制加班，可以请假，可以旷工，大部分工人都是自愿来的，即使不是自愿来的，进了富士康之后，可以立即离开。”

“小学或者初中文化程度的人，连26个字母也不会写。经过一两天的培训就能上岗，每个月可以赚到3000-4000元人民币，他们的劳动可以换回美元，这就是富士康的价值。”

然而富士康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涨薪也没有人领情。一百年以前，美国黑人们唱着蓝调涌向底特律。

我们要去底特律， 去找一个叫福特的人。 找一份好工作， 不再挨饿。

如今不会有人唱一首歌给郭台铭，他始终处于批评漩涡的中心。

富士康的下一个希望寄托在机器人身上。他们启动了“金匠中原计划”，大量的工业机器人将在山西晋城制造。等到机器人成熟之后，郭台铭将不再需要那么多产业工人，他将率领130万机器人在工作。

李申写到：

“那时的富士康不需要招募，不需要体检，不需要培训，不需要考核，不需要拉学生来实习，不用背负道德批判，不用盖宿舍和食堂、游泳池和网吧，医院和超市，不用制定规章制度，不用把规章制度改名叫温馨提示，不用标语，不用打卡机，不用支付工作和加班工资，不用统计请假和旷工，不需要替补，不需要休息，不用分早晚班，不用防止跳楼、禁止吸烟，不用担心有人打架，不用警告、记小过、记大过和开出，不用安保系统，不用关爱中心和78585热线，不用带（戴）着红袖章和红帽子的人维持秩序，不需要线长、组长、课长在车间里转来转去，去需要奖励和惩罚。”

“这样郭台铭会不会更开心和轻松一点。但是如果这些都没有了，还要富士康干什么。富士康的价值不久在于它做了这些事情么？如果这些都没有了，就可以搬到美国去了。”

从农村涌向城市的中国产业工人，一直是媒体所关注的。《华尔街日报》记者张彤禾曾经写过一本书Factory Girl，我曾做过读书笔记。但作者没有进入生产第一线，所有的材料来自访谈。与之相比，李申乔装成工人，进入流水线，一干就是半个月，获取了第一手资料，记录下亲身感受，十分难得。这也凸显出文字记录的重要，《在富士康》没有一张照片，但是比影像更有力量。

向一财和李申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