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更喜欢电影版《活着》

去年我看了孟京辉版的《活着》，主演是黄渤、袁泉。孟京辉完全忠实于余华的原著，在3小时5分钟的时间里，福贵家死了5口人，这部戏应该改名叫《死一户口本》。

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张艺谋版的《活着》，读了当年剧组成员王斌的《活着•张艺谋》之后，我总算明白为什么喜欢这部电影了。

《活着》拍成电影纯粹是一个偶然，不过，哪部小说拍成电影不是偶然呢？张艺谋看到了余华未发表的小说手稿，一夜看完，很感兴趣。让余华写成剧本。剧本改了三遍，张艺谋还是不满意。

书中说：

张艺谋念念不忘的是福贵在经历了那么多灾难之后，孤身平静地牵着老牛远去的那种感觉。

福贵经受的一次又一次的打击，应该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一种暗合关系。

张艺谋说：“一部电影里，如果没有女人戏，就会显得不好看。”

二喜在原作中是歪脖，张艺谋说在电影上会给人不舒服的感觉，也不好演，不如改成瘸子。（孟版《活着》中，二喜就是以“偏头”的形象出现在舞台上，很夸张，这是孟喜欢的风格。）

张艺谋没有套用小说的叙述方法，原作中福贵向一个采风的作家讲述自己的经历。张艺谋认为，搞一个作家采访，挺文人气的。

创作班子认为，关于大跃进、文革的电影已经有了，我们不应该搞成控诉的东西。

张艺谋主张在《活着》里，小背景、小命运与大背景、大命运的交融。

原小说中幽默的“点”或者说“戏眼”太少。

在电影中增加皮影戏是张艺谋的主意，他认为，这样可以增加福贵的生活空间和社会内容，而且还可以冲淡作品的沉重感。

因为芦苇熟悉皮影，所以张艺谋把他拉进剧组。从第四稿开始，剧本由芦苇来写。

由于增加了皮影的内容，故事的发生地只能由南方改到北方，因为南方没有皮影。

皮影戏的道具箱，成为整部电影的贯穿道具。《读库》0804发表的《电影编剧的秘密》一文中，芦苇说过，电影要有三个东西：“贯穿台词、贯穿行为、贯穿道具”。

40年代的戏，比较好搞，一进入50年代后，让人感觉每个剧情细节都是为死一个人准备的，这太戏剧化，太能编。

张艺谋说，小说太沉重，一沉到底，我们想把这些冲淡一些，增加了点幽默成分。

为了增加本剧的人情味和喜剧成分，加重牛犇扮演的镇长（原作中是村长）的戏份，这个人对谁都乡里乡亲的，古道热肠，一团和气。

50年代的两场戏，大炼钢铁和大食堂，一定要有幽默感。

后来张艺谋构思出的幽默小段是：凤霞被欺负，有庆替阶级报仇，大食堂里把面条扣在淘气孩子的头上，顽童爹斥责福贵“破坏大跃进”，福贵打有庆，有庆和家珍对福贵耿耿于怀，把醋当茶给福贵喝。

在原作中，有庆是被医院抽血救县长夫人而活活抽死的。张艺谋认为，这个缺乏真实性，太残忍，太刺激，观众接受不了。另外福贵家俩孩子都死于医院，在影像上过于重复了。

拍有庆之死的时候，葛优嘴唇翕动，神情恍惚地叫着“有庆，有庆”，两眼木然呆滞但有一种大难来临时的绝望，然后仰天长啸，嚎啕大哭。

凤霞之死，大家攒出许多是生动的细节，到牛棚找大夫，大夫吃馒头吃撑了，昏过去了。使得悲剧情节变得荒诞可笑。

这部电影用传统形式拍，但景别是饱满的，拥抱式的 ，该煽情的提防就煽，让镜头始终跟着人物走，而不是来开距离。色彩漂亮，节奏快，紧锣密鼓。

张艺谋喜欢原作中一句话：“我们家原来就是一只鸡，鸡变成了鹅，鹅变成了羊，羊又变成了牛。”这话是本剧的贯穿台词，反应了小人物活下去的基本理由：“相信生活最终会越来越好。”

讨论会最后，决定不用倒叙，而是按正常时序，从40年代到70年代，在影片的尾声，让家珍，二喜，馒头（小说中的苦根）抖一直伴着福贵，并且一家人看馒头天真稚气地逗着小鸡，说起鸡，鹅，羊，牛，以一种日常生活的温馨情调来结束本片。

张艺谋说：从绚烂的开头（赌场）慢慢走向一种质朴，从浪漫走向现实，挺哲学的。

第五代导演喜欢玩不说话，咱这片子不走这条路，该说话就得说，只要说的是人话。电影里的对话，都是家常话，大家都能懂。

余华对剧中二喜、苦根（即电影中的馒头）没死，表示反对，认为这样味道就不对了，福贵这个人物就缺少力量。

创作组认为，凤霞，有庆的死已经很特殊了，如果再安排死几个人，最终会遭到观众的抵触。电影与小说毕竟不同。

王斌说原作中胖妓女没必要附加一个妓女身份，就是一个人轿子。他的意见被采纳了。

张艺谋认为，龙二在小说中是一个坏人，但电影中是个很正常的人，跟一般跑江湖的差不多，实际上人很简单。家珍身上的特点有三个，烈，柔顺，不知深浅的乐天派。

福贵败家后的反应不能遗漏，就像灾难片，灾难后人们惊恐不安，拍的那么足，就是为了后面的戏制造效果。

龙二死这场戏，“戏眼”鸭子啊福贵身上。枪毙龙二的枪声一响，正在撒尿的福贵以为打在自己身上。“地主早输给龙二了。”这句话是张艺谋想到的。

张艺谋说，在情节设计上不怕媚俗。所谓媚俗就是仅仅为逗大家一笑。我们不怕媚俗，只要你有一个好的主题、灵魂，就不必怕俗。

张说：一部片子在现场很难看出它的好坏。其实，只有导演心里清楚他要什么，兵从总体上考虑一部电影的成败，一般人不会关心这个。

小场景，几个人物的戏，最考验导演的功力，例如获戛纳的《美好的愿望》。

张说：“《活着》是我拍得最艰难的一部电影，我们几乎天天晚上谈剧本，谈人物，就是为了把人物和故事弄得扎实一点，我们有意识地不玩技巧不玩风格，自己装傻逼，假装不会拍电影似地老老实实跟着人物走，跟着故事走。”

《活着》送审未获通过。但是获得了戛纳评委会奖和最佳男主角奖。

张艺谋被禁止参加戛纳电影节，但是电影节还是专门为他折了一张空椅子，上面写着：导演张艺谋。

葛优本来不想去戛纳，因为怕坐飞机。在王斌劝说下，终于前往。当官方宣布葛优获奖的时候，他在台下愣住了，巩俐捅了他一下，他才反应过来。这部电影，成就了葛优。把他从一个“笑星”，变成了一个成熟的悲喜剧演员。

孟京辉邀请葛优来演出话剧版《活着》，葛优以忙推掉了。

孟京辉似乎不知道“知遇之恩”这个成语在现实生活中的全部含义。

黄渤接受了邀请，他演得特别卖力，凤霞死那场戏，他在台上摔了30多个矿泉水瓶子，筋疲力尽。

至今，黄渤还停留在“笑星”阶段，或许是因为他没有遇到二十年前的张艺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