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家都读鲍尔吉-原野

最近，买了许多跟蒙古有关的书，以史书为主，文学书为辅。包括席慕容的7本诗集和鲍尔吉-原野的几本散文集。

在我的大学时代，席慕容是每一个女生的枕边案头书。尽管我从内心排斥这个温情脉脉的女诗人，然而为了跟女生有共同话题，还是读了一点她的作品。所以当我翻开《七里香》、《无怨的青春》，那些熟悉的句式还是把记忆给唤醒了。

席慕容是个阴柔的抒情诗人，生于四川，长于香港，成名于台湾，本来跟莽莽大草原八杆子打不着。然而，她却因祖上在内蒙古，而有深深的蒙古情结。她写的关于蒙古的诗，跟她的其他作品相比，简直让人无法相信是出于同一人的手笔。《出塞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都被谱上了曲，传唱一时。尤其是后者，简直成了内蒙古自治区的区歌。

我不喜欢台湾女作家，从龙应台到张晓风，她们身上都有一种鸡婆气质，擅长把一段简单明白的话写得曲里拐弯。龙应台的《大江大河-1949》别人都说多好多好，我读之只做三日呕。

席慕容比她们几个要好一些，但没有脱尽岛民气质。表现在：动不动就动了感情，明明是遇庙烧柱香的观光客，偏要在诗歌里把自己拔高成生生世世的守灵人。

跟席慕容相比，我更喜欢鲍尔吉-原野，不但我喜欢，我们全家都喜欢。儿子九个多月了，作息逐渐有规律，但醒着的时候，需要大人陪着玩。我和媳妇有时候就给他读书听，曾经读过《英国历史上的三次危机》，小家伙明显不耐烦。后来改读鲍尔吉-原野的散文，他一下子就安静了。

鲍尔吉是一个古老的姓氏，在《蒙古秘史》中写成“孛儿只斤”，是成吉思汗的族人。他是一个名满天下的蒙古族作家，我中学的时候，就在“获奖短篇小说集”之类的书里，读过他的作品。他的散文，简单质朴，有一种未被流行文化侵蚀的美感。 当媳妇朗诵他的《后退的月光》，念到：“山上的月亮，称之为白嫩也是可以的。它别无所依停在海底一般的夜空，好像拿不准要不要继续向上升。不升是对的，月亮现时的角度恰好俯瞰西拉沐仑河在夜色里的清明。”此时，不但儿子止住了哭闹，连白菜头也停止了挠沙发。

鲍尔吉的散文当然不是篇篇都好，他试图说理的“读者体”和“知音体”就不好（事实上，他是《读者》和《知音》的签约作家），但是他的笔触一旦碰到草原、牧民、内蒙古、故乡，就立即变成马良的神笔。

他的父亲是骑兵出身，在斗争“内人党”的冤家错案中受到迫害与折磨。他从他的笔下得知，蒙古马在战场上永远向前奔驰，骑兵永远不可能退缩。骑兵的马刀是不开刃的，为了砍到人骨头的时候不会崩豁。标准的蒙古骑兵战法是砍刀左晃，然后用力向右砍出，敌人连头带半个肩膀就全都劈了下来。

鲍尔吉-原野的说理散文，虽然也有知音体的痕迹，但也有一些真知灼见。在《所见恶习55种》中，他指出下列行为是恶习：

不读书，或者读李敖的书是恶习。 退休后马上停止染发是恶习。 哈达至尊，随便向什么人献哈达是恶习。

再比如，说道人到四十，应该每天变傻一点点。“此时，宜消闲，不宜急进。宜缓泻，不宜峻补。宜藏锋，不宜露势。宜煲汤，不宜啖肉。宜口讷，不宜激辩。宜涵咏，不宜疾呼。宜淡出，不宜雄起。比聪明更有意的是顺变的头脑，平和的心境，一些惰性，与一些直觉。总之，四十岁应用减法而不是加法。”虽然这段话有心灵鸡汤的味道，但至少对于狂飙疾进的我来说，还是很受用的。

跟台湾鸡婆作家相比，鲍尔吉-原野最大的优点是对情感的克制。这种对于抒情的吝啬与其说来自于汉语温柔敦厚的训练，不如说来自蒙古民族的传统。这是一个重实干不重言辞的民族，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就击中要害。

他写《爱听二人转的狗》，说一条被东北扶余的打工者偷偷带到俄罗斯的叫富贵的狗，一听见中国话、二人转就兴奋地打转。它最喜欢的三个词是“中国”、“扶余”、“二人转”。人对狗说：“带你回中国。”狗就兴奋地汪汪叫。又对它说：“带你回扶余，听二人转。”狗高兴地晃起尾巴，作起揖来。但是养狗的老李说，福贵是要扔到俄罗斯了，因为等他回国的时候，不能带动物出境。等鲍尔吉出门的时候，福贵咬着他的鞋带不放松，好像是说：带我走吧。

如果是龙应台等人写到这里，肯定会来一大段抒情，“狗的尾巴，像一缕青烟，冉冉飘向空中，化作云，化做雾，飞跃高寒的国境线。春生，告诉我，当福贵哀鸣的时候，你是否在那里？（注：春生是作者父亲的名字。）”

但是蒙古汉子没有这么多啰里啰嗦的情愫，他只是简单地举重若轻地收尾：

“福贵像我的胃，时时刻刻想回家，恐怕它是永远回不去了。”

读读鲍尔吉-原野吧，他至少能让你学会蒙古汉子的说话方式。这种表达方式已经延续了700多年。它的源头是成吉思汗给花剌子模国沙王写的一封宣战书，“你选择了战争，唯有上天知道我们两者是怎样的结局。”